【广州制造】[第042期·文化工厂之作品篇]

诗歌流行化——诗歌曾经的“黄金”年代

来源： 南方都市报

产品鉴定
　　产品名称：诗歌流行化先锋　
　　代表产品：席慕蓉、汪国真、洛湃　
　　质量鉴定：他们打破了诗人仅凭诗歌作品不能赚钱的“传统”。从他们的诗集开始，人们发现了诗歌中蕴藏的“宝藏”。当年的花城出版社，因为开挖了此“宝藏”，而获得了当时令人瞠目的市场业绩。广州也因此成为诗歌流行化的策源地。

质检报告
　　引爆诗歌的市场潜能
　　在诗歌界，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，人们似乎一致认同这样一条“发展”轨道：朦胧诗的兴起、第三代诗歌运动、海子的“麦地”狂潮、学院诗的铺天盖地、民间诗歌的光彩夺目、网络诗歌的日新月异。唯一不被认同的，可能就是那段诗歌的“黄金”时期(即凭借诗歌获得经济效益的时期)，时间大约为1987年至1993年。就是在这一时期，席慕蓉在国内走俏，汪国真迷倒众多青年男女，后起之秀洛湃也同样以其“浪子情怀”赢得了人们的青睐。这段“黄金”时期发轫于广州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广州是诗歌流行化的先锋无疑。

　　撇开众人的纷飞议论，我们权且把所有那些分行文字称之为“诗歌”。据说席慕蓉诗歌的走俏，得益于“第三代”诗歌的不被大众接受，因为他们反文化、反意象，让大多数读者“不忍卒读”。而席却不同，她以优雅、哀怨的纯情笔调，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情感空间，所以读者“服输”了，“拜倒在石榴裙下”。汪国真同样以简练、明快、富有哲理性的诗歌，征服了众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，一时间“汪国真”三个字像“日月星”三光那样熠熠夺目，汪国真这个人也迅速成为年轻女性梦中的“白马王子”。　

　　市场需要的就是读者的狂热，否则哪有经济利益？在“狂热”的驱使之下，不景气的诗歌市场，突然被席、汪、洛大大地刺激了一番。他们的诗集再也不是几千本小心翼翼地出版，而是突然间狂飙突进，几十万册地在市场上“左冲右突”，成为不可替代的当年的畅销书。若要按照现在的出版规则，他们手头有若干幢别墅也不过是“小儿科”了。人们也似乎一瞬间看到了诗歌的“宝藏”，不断有人来挖掘，试图在诗歌中“掘金”。只是当狂潮消退，“新人”成“故人”时，“宝藏”也逐渐消耗殆尽了。

全息广州
　　读者“味觉”与市场“猎犬”

在商品经济甚嚣尘上的都市，诗歌以它特有的优美韵律安抚着一个个浮躁孤寂的心灵。

　　笔者常常以为，许多阅读者都是“无辜”的，面对市场上铺天盖地的各种讯息，他们手足无措，不知该从哪儿下手。也许这是因为很多读者的“味觉器官”还不发达，不能准确判断自己的口味，导致了选择时的慌乱和盲目。　

　　这时候，如果把他们比喻成荒地上的“野兔”，那么，图书市场的开挖者就是嗅觉敏锐的“猎犬”了。“猎犬”瞅准了市场上那一只只慌不择路的“野兔”，准确无误地拔腿追赶，最终把它们“猎杀”。当盲目者遇到目标明确的族类，这种被“猎杀”的结局想必是必然的。

　　当年的流行诗歌热(也有人称为“热潮诗”)，也正是由于读者“味觉器官”的不发达以及与“猎犬”的敏锐嗅觉之间的反差，导致了读者的一味接受且不可自拔。在很多人的阅读趣味中，席慕蓉的纯情、汪国真的小哲理、洛湃的“浪子”情结，都是他们所需的。人们精神营养的缺乏以及心灵的稀薄，必定引发选择上的错乱，把一些非营养品当成“牛奶”、“麦片”来吸收。

　　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这无可厚非，每一种现象自有其存在的道理；而且，因为这种现象被市场认可，也间接说明了它们的“生命力”。当人们经历了太多沉重的年代，内心所缺乏的必定不只是诗歌营养，还有更多其余的“营养”有待补充。所以，市场“猎犬”一旦嗅到了这种“气息”，随手牵来一片诗歌的“云彩”，送到人们的“头顶”上，立刻引来一片喝彩，并被当成“营养蛋糕”送入“口腔”，被读者那不发达的“味觉感受器”分泌的液体慢慢消解。　

　　只是人要长大、娘要生娃，今天的“味觉”已非昨日的“阿蒙”，昨日的“猎犬”也不再敏锐，被一批更新的“猎犬”所取代。当一些人为摆脱汪国真的“纠缠”而沾沾自喜时，那个流行诗歌的狂热年代已告终结，然而却并不意味着“猎犬”追赶“野兔”的终结。因为人们的“味觉”仍是不够敏锐的，而新一代的“猎犬”却还是那样嗅觉灵敏。也许还要很多年，读者的“无辜”才可能成为历史，变成新一代的“趣谈”。　

　　□阿飞

（接下一页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