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广州制造】[第042期·文化工厂之作品篇]
诗歌流行化——诗歌曾经的“黄金”年代
来源： 南方都市报
原景再现
席慕蓉
以女性的细腻带动诗歌流行
席慕蓉，蒙古族，全名穆伦·席连勃，1943年生于重庆，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及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毕业。她是台湾知名画家、著名散文家与诗人，著有诗集《七里香》、《无怨的青春》、《时光九篇》，散文集《有一首歌》、《江山有诗》，美术论著《心灵的探索》、《雷色艺术异论》等。
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一批被命名为“第三代诗人”的诗歌作品，在国内诗坛上掀起了一股标新立异的反文化、反意象的潮流。然而这股潮流并没有走进市场，进入大众的视野，所以被许多市场中人笑称为“曲高和寡、孤芳自赏”。这预示着，还有另一种流行化的诗歌隐藏在市场中，有待挖掘。
1986年底，评介女诗人席慕蓉诗作的文章《流泪记下的微笑和含笑记下的悲伤》(作者为杨光治)在《羊城晚报》发表，紧接着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席慕蓉的诗集《七里香》(该书定价2元左右)，掀起了一股席慕蓉热潮，也掀开了诗歌流行化的序幕。
席慕容以其女性的优雅与哀怨，引起了读者的共鸣，很快诗集便突破百万册，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诗歌奇迹。她的诗歌的引入者杨光治，也因此成为“热潮诗”的“导演”，似乎只要把诗歌给杨操作，就一定能走俏市场。
随后，1987年，席慕蓉的《无怨的青春》、《时光九篇》也相继问世，流行诗歌的热浪一波接一波，读者的兴奋度也与日俱增，好像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支柱。
汪国真
以“年轻的风”触动年轻的心
汪国真，祖籍厦门，1956年生于北京。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。汪个人认为写的比较好的诗歌有《热爱生命》、《山高路远》、《默默的情怀》、《只要彼此爱过一次》等。其诗集创有史以来诗集发行量之最，他的诗集和哲思短语集，连续获得三届全国图书“金钥匙”奖。
1988年3月，在汪国真尚未成名之时，杨光治首先在《文艺报》发表了《根植于生活的红蔷薇——汪国真诗作印象》，让人们第一次较为专业地认识了“汪国真”这样一个名字。在花城出版社工作的杨光治，还首先向汪国真组稿，准备出版他的第一本诗集——《年轻的风》。
汪国真是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的，也许商业气息浓厚的广州给了他不少启迪，所以，他的写作从一开始似乎就是要走上“流行”的道路，也即是市场之路。1990年10月，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《年轻的风》。本来这是他的第一本诗集，在诗集的后记中也有“这是我的第一本诗集”的字样，而实际上，还有一本《年轻的潮》早于此诗集在北京出版。
汪国真的诗歌，在他出诗集之前就已经被许多年轻学生接受。那个年代，学生们都有一种摘抄的习惯。他们发现，他们经常在报刊上摘抄的诗句很多都出自一个人之手，那就是汪国真。市场的消费群体已经形成，汪国真热的基础也就形成，所以，《年轻的风》等几本诗集一经出版，热潮便开始席卷大江南北。
洛湃
以“浪子情怀”感染万千读者
洛湃是个很低调的人，不愿意对自己多说些什么。在他的网站上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我是洛湃，但我并不知道洛湃是什么？据说有自知之明需要很高的智商。而我没有那卓越的智慧，我无名、无势、无爱、无闲情。”
今天，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“洛湃”，原因是这位当年写诗的人如今已“改头换面”，成为商海中的一员“闯将”。当年，洛湃的诗集曾与席慕蓉、汪国真的诗集一起，都以10万册为单位的销量席卷全国。一手推出席慕蓉、汪国真和洛湃“热潮诗”的杨光治，还为此写了一本书，书名就叫《从席慕蓉、汪国真与洛湃》。
洛湃的诗集名曰《浪子情怀》，1991年由旅游出版社出版，首印3万余册很快销售一空，洛湃也因此获得了不少经济收益。他曾在一年里收到20000多封读者来信，只是，这个名叫“洛湃”的人，从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诗人。当他那些诗歌一夜之间席卷全国之后，他就消失于“江湖”，成为一名“隐者”。
第一访谈
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抒写年轻人的情感
杨光治，诗歌评论家，“热潮诗”的鼓吹者。曾在国内力推席慕蓉、汪国真、洛湃等人的诗，让这些人的诗集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时期成为畅销书。
记者：席慕蓉、汪国真、洛湃等人的“走红”，有何背景？
杨光治：席、汪的诗其实是对“第三代”诗人创作风气的反动。席慕蓉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去感受世界，抒发人情、爱情、乡情，传达温馨之爱，她流泪记下的微笑和含笑记下的悲伤都真切感人、意蕴悠长，极易引人共鸣。汪国真的诗简练、明快、富有哲理，是“罗兰小语”的哲理化，他的诗解答了一些处于青春朦胧期的少男少女的迷惑，贯穿着一股向上的昂然之气。洛湃的诗反映了商品经济浪潮中年轻人的思考、挣扎、痛苦与欢欣，尤其是诗作者那种不断抛弃旧模式、向新生活挑战的气概更体现出一种时代精神，他的诗体现出青年一代作者在诗艺上的一种回归，意象单纯而鲜明，粗犷与柔美相结合，句子流畅、富有音乐美。与“第三代”诗人不同，他们几位的诗都通俗易懂，没有人为的语言障碍和故弄玄虚，因而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。
记者：有人对汪国真的诗歌有很多诟病，你觉得呢？
杨光治：汪国真的诗不是“千古绝唱”，但是像他那样集中对准青年人生活的诗人少而又少。汪国真最大的成功在于，他以一颗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心去观察世界、感受生活，以当代人的思想去思考未来，他的诗是为当代中国年轻人而写的。我不同意将汪国真等人的诗等同于平庸、低档之作。
记者：你当年是在花城出版社工作，似乎那时候的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很多与诗有关的书，也因此给广州带来了“热潮诗”的热浪并席卷全国。
杨光治：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深受读者喜爱的诗歌书籍，包括席慕蓉的诗集和汪国真的《年轻的风》。由我担任责编或复审、组稿的《诗歌辞典》、《中国现代朦胧诗赏析》、《花城袖珍诗丛》等，都获得全国年度优秀图书奖及优秀畅销书奖。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(大约两三百万元)的同时，花城出版社诗歌编辑室也成为全国唯一盈利的诗歌室。
随想录
被市场接受的诗歌
在并不完善的市场中，人们的选择往往是被动的。当年的“热潮诗”，也许正是由于读者的“被动”才可能大红大紫。在记者的观念中，诗歌从来都是市场上的“边缘人”，即便在“有水井处便有柳永词”的年代，词人柳永的集子也是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的，否则他也不至于穷困潦倒。所以，如果不是读者的慌不择路，如果不是经历了太多沉重时代的禁锢，所谓的“热潮诗”，一定热不起来；不仅热不起来，连作品的出现也许都不可能。
因为对于“热潮诗”的创作者而言，他们的创作是经过一番思考的。每一位写作者都需要经过这样的思考，那就是：我该选择什么样的创作风格？有人选择了流行诗歌，也就是说，选择了被市场接受的诗歌，选择了可以赚钱的诗歌。“诗歌是可以赚钱的”，很了不起的一句名言。
不能说这是“不对”的，这没有对或错的评判。即便对于那些对流行诗歌嗤之以鼻的人而言，他们鼻孔里哼出的气息也未必是真性情的。我们只能说，市场选择了“热潮诗”，选择了席慕蓉、汪国真、洛湃，选择了广州——流行诗歌的发源地。然而，那个时代，却不能说读者选择了诗歌，因为真正的诗歌在大众的视野之外，不但不被接受，反而被人嘲讽。可悲吗？不可悲吗？
不可悲。市场本来就是供想要致富的人使用的，诗歌的市场也在这一“定律”之内。读者的阅读欲好比市场上的一个“大蟠桃”，只要你迎合了他们的口味，你的诗歌就能成为摘取蟠桃的“猴手”。如果你自命清高，不愿意迎逢，坚持自己的艺术立场，那只能享受清贫给自己带来的幸福了。
记忆碎片
妹妹让我认识了席慕蓉的诗
讲述人：杨光治
当年，我发现席慕蓉是十分有戏剧性的。我妹妹从香港来广州，发现香港的书摊上有席慕蓉的诗集，她就想：“我哥哥也是搞诗歌的，何不给他带两本？”于是她就买了两本诗集带给我。我一看，这些诗歌很不错呀。于是，我就开始写文章推介席慕蓉，并且出版她的诗集。
杨光治打造“浪子情怀”
讲述人：洛湃
诗集成为畅销书，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是从杨光治作序推介席慕蓉的《七里香》，第一版第一次印了30000册开始的。杨陆续推出的席慕蓉的《无怨的青春》、《时光九篇》，汪国真的《年轻的风》等，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诗歌热潮。
杨光治推介我的诗集的过程让我领略了杨制造畅销诗集的艺术。他把我定义成“浪子”后就给我的诗集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《浪子情怀》，然后根据“浪子”的个性选诗作序，几板斧后，一个有别于席慕容“纯情”和汪国真“哲理”的“激情浪漫”的形象竟然出现了……所以《浪子情怀》第一版第一次就印了36000册。
之后他还联系出版、专门写了一篇推介文章《从席慕蓉、汪国真与洛湃》，这篇文章在当时的《诗刊》发表后，《浪子情怀》的销量已经到了12万……但1年间收到20000多封读者来信让我惶恐，我不再出版诗集的决定使杨光治非常遗憾，他的“热潮诗”也就慢慢消退了。
用最快的速度出版《年轻的潮》
讲述人：汪国真
我一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，当时研究院有个美术研究所的博士生叫王鲁豫，他找到我，说学苑出版社想给我出一本诗集。实际上王鲁豫也不认识我，他是通过我们部门的另一个人找到我的。他们当时给出了三个条件：第一，他们将会以最快的速度出；第二，以最高的稿酬付给我；第三，最好的装帧。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出，那我当然愿意，因为当时出版诗集是很难的。
我问了他们一句：“我们素不相识，你们怎么想起给我出诗集呢？”曾胡就说，孟光(出版社编辑)的爱人是当老师的，她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，就发现有学生没有认真听课，在桌子上抄东西。下课后，她就问那些学生在干嘛？他们说在抄汪国真的诗。她就问学生，你们喜欢汪国真的诗吗？学生说，抄汪国真的诗的人太多了。意思就是，他们这些人都喜欢汪国真的诗。他们摘抄的诗主要是我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。
当年作者的收益
讲述人：汪国真
当年，作者不是拿版税，是拿稿费的。我记得大概是千字40元，十行诗算1000字。《年轻的潮》那本诗集，我印象中稿费好像是千字80元，这在当时是最高的了，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出诗集都要自己掏钱。那本诗集印了20多万册，当然也有一些经济收益，但要放到现在，那就更厉害了。
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李辉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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